【摘要】自20世纪下半叶,凌纯声不断从人类学视角,在更长的时段和更为辽阔的地域范围内论定中国民族文化多元起源,学术视野更为广阔,理论基础也更为坚实。其从文化的形态和地理的分野上,对边疆民族和华夏民族所作动态的划分,基本上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重建新的华夏民族三集团说,克服了以往旧说的种种学理缺陷和逻辑疑难,具有独到的学术旨趣;其用民族迁徙对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与东南亚民族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所进行的解释,不失为一种大胆的推断。这一大胆的推断总体上是以一定的客观历史事实为基础,包含有若干可信的历史信息;用比较的方法,以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其立论似乎亦有一定的人类学根据,并非纯属想像的凭空臆断。20世纪50年代后,凌氏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长足的进展缺乏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学术上的取长补短与相互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凌氏中国上古民族文化起源研究向着更高的学术水准推进。凌氏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文化研究在材料运用和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方法上,屡屡暴露出若干严重的缺失和不足,在传播学派理论的深刻影响下,凌氏对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背后,暴露出强烈的国族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