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考察中国古代评价选拔从综合评价转型为统考评价(分数评价),高考招生则探索从统考评价(分数评价)向综合评价回归的螺旋式演进历程的基础上,探究驱动和制约评价制度演进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技术因素,并聚焦公平和效益范畴进行分析。文章引入信度和效度的概念,并将效益分为"操作效益、质量效益、制度效益"和"直接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进行深度讨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综合评价不是舶来品,我国古已有之;公平和效益在某些环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察举等综合评价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很高的效益,但是无法保证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最终是低效益甚至非效益的;从综合评价做减法转型为统考评价(分数评价),主要是扩展效益起作用: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体制的骨骼、以"仁治"为核心的儒家学派的灵魂和科学选官制度的血液兼信息系统的"三位一体",完成了国家建构;统考评价(分数评价)在直接效益上是一种无奈的差强人意的选择,但它通过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沟通了朝廷与下层知识分子和民意的联系,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扩展效益,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达成了公平和效益的协调;但法久生弊,对公平的极至诉求绑架了评价选拔制度的设计,形成了对统考评价(分数评价)的依赖并形成文化惯性,从而在溢出效益上出现了弊端。对中国古代评价选拔制度演变的驱动和制约因素的分析,有助于对高考制度演变规律的深层次认识。高考招生模式的多元化、综合评价的推进和扩大、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和统考统招、注册入学等多种入学模式的并存是发展趋势,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统筹协调公平和效益的辩证关系,稳中求进、两翼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