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先产后城”和“先城后产”两类偏向型城镇化路径,其福利效应迥然有别。本文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两城市模型中引入产城融合变量,分析了禀赋差异、政府政策偏向下的城镇化路径;并基于产城融合的要素适配模型,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产城融合路径及其时空演变进行了动态刻画,进而利用2003—2014年中国25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城融合程度越高,资本偏向的补贴支出越能提高产业集聚效率;产城融合程度越低,改善城市区位条件更能提高产业集聚效率。以产业园区为主线的城镇化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对禀赋较差地区的产业扶贫政策可能因产城融合水平较低而失效。实证研究证实了产城融合的门槛效应,即在产城融合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偏向产业的土地政策才能提升本地的产业集聚效率。进一步地,基于功利主义福利函数标准对城镇化路径比较后发现,旨在优化区位条件的“先城后产”路径相较于“先产后城”路径更有利于城镇居民福祉的提升。为此,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应更多考虑蒂伯特选择功能,优化政策环境与区位条件,注重民生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